建安初年，汉廷侍中、太史令王立便指出：“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他甚至多次对汉献帝说类似的话。曹操怕暴露了他的野心，传话给他：“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不多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汉纪》）这代表了曹魏集团对当时大势的判断。

建安五年（200年），周瑜已认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鲁肃在初见孙权时，也明确指出：“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周瑜、鲁肃的看法，代表了东吴集团对当时形势及其发展的判断。与此相反，蜀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谈到他的奋斗理想，那就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在《出师表》中则表达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这不仅是认识上的差异，也是三国国策的根本分歧。曹操认识到“汉祚终矣”后，便制定了两步走的国策：第一步，“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广泛影响，利用汉王朝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残存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势力，统一北方。

第二步，正式取代汉王朝，建立魏王朝。曹操毕生只走完了第一步。东吴认识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后，便在三国中制定了较为中立的国策，重在发展实力，保卫自己，一般不主动出击。蜀汉政府为“兴复汉室”，从诸葛亮到姜维等，前赴后继，多次北伐，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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