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初年,汉廷侍中、太史令王立便指出:“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他甚至多次对汉献帝说类似的话。曹操怕暴露了他的野心,传话给他:“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不多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汉纪》)这代表了曹魏集团对当时大势的判断。
建安五年(200年),周瑜已认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鲁肃在初见孙权时,也明确指出:“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周瑜、鲁肃的看法,代表了东吴集团对当时形势及其发展的判断。与此相反,蜀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谈到他的奋斗理想,那就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在《出师表》中则表达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这不仅是认识上的差异,也是三国国策的根本分歧。曹操认识到“汉祚终矣”后,便制定了两步走的国策:第一步,“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广泛影响,利用汉王朝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残存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势力,统一北方。
第二步,正式取代汉王朝,建立魏王朝。曹操毕生只走完了第一步。东吴认识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后,便在三国中制定了较为中立的国策,重在发展实力,保卫自己,一般不主动出击。蜀汉政府为“兴复汉室”,从诸葛亮到姜维等,前赴后继,多次北伐,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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