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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三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根源
2018/10/6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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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三国文化是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宣传最持久、影响最深远、普及最广泛、最能为各国人民接受的一个分支文化。大家何以对“三国文化”如此痴迷呢?我认为,“三国文化”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它的主题思想是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高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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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国文化”与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这些分裂战争时期相比,很容易看出其显著的时代特征。春秋战国,儒家尚处于起步阶段,地位与其它诸子百家相等。南北朝和五代时期,受到当时少数民族文化的严重影响,是儒家文化在汉代达到第一个高峰后走下坡路的时期,直到宋代才重新确立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

“三国文化”则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文化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统治地位三百余年后才出现的,它吸收并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华。同时,三国文化又具有战争风云的特质,其激烈性、残酷性、曲折性、刺激性,比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家文化讲究的是忠君报国的政治思想、上尊下卑的伦理道德,兵家文化讲究的是计谋诡诈、刀光剑影,在残酷竞争中求生存、图发展。一个时代将二者结合得如此紧密,这在我国古代是罕见的。所以三国历史虽短,却极为精彩。在“三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能体现出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高度结合: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君为臣纲”最精练的表达语便是一个字——忠。忠主要指忠君。在平常,“忠”字挂在每一个臣子口上,很难检验。但在皇权内外交困、遭遇严重挑战之时,便成了衡量一个人的试金石。

建安初年,汉廷侍中、太史令王立便指出:“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他甚至多次对汉献帝说类似的话。曹操怕暴露了他的野心,传话给他:“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不多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汉纪》)这代表了曹魏集团对当时大势的判断。

建安五年(200年),周瑜已认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鲁肃在初见孙权时,也明确指出:“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周瑜、鲁肃的看法,代表了东吴集团对当时形势及其发展的判断。与此相反,蜀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谈到他的奋斗理想,那就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在《出师表》中则表达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这不仅是认识上的差异,也是三国国策的根本分歧。曹操认识到“汉祚终矣”后,便制定了两步走的国策:第一步,“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广泛影响,利用汉王朝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残存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势力,统一北方。

第二步,正式取代汉王朝,建立魏王朝。曹操毕生只走完了第一步。东吴认识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后,便在三国中制定了较为中立的国策,重在发展实力,保卫自己,一般不主动出击。蜀汉政府为“兴复汉室”,从诸葛亮到姜维等,前赴后继,多次北伐,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此外,蜀汉还全面地继承了汉代旧制,少有变革。就三国而言,蜀汉的国策国制、蜀汉集团的主要代表性人物确实更符合儒家文化的“忠”。“父为子纲”在三国时期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也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如曹操为报父仇,屠徐州;孙权为报父仇,屠夏口。

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历史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其主要原因便是许多人认为不择手段地为父报仇,是儿子应尽之职。诸葛亮三代忠贞,而关羽父子、张飞父子也都是忠孝两全的典范。“夫为妻纲”在三国时期的表现极为复杂,往往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如战乱中很流行娶敌将的老婆、女儿、侄女为妻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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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人物标签:诸葛亮 曹操 关羽 张飞 刘备 张绣 鲁肃 孙权 司马懿 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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