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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春秋通释》:为严肃的三国史研究吹进一丝新风
2018/10/29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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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举史补数例,只是窥豹一斑。美成视史补为其《通释》之核心所在,以之作为解读习氏佚文的依据和基础,故倾注极大精力,借以对习氏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及其相关历史人物做出历史的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多层面的剖析和论证,以彰显该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及其所具有的史学价值,探求历史人物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及其精神风貌。此外,美成在所设置笺注这一名目下,继续以相当篇幅考订史实,作为对史补的延伸和充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笔墨。试举一例以证之。佚文第34条记载了诸葛亮《后出师表》。陈寿《三国志》仅录出师《前表》而不录《后表》,此表乃由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始得以传世,可以说习氏、裴氏厥功伟矣!据习氏记,建兴六年十一月诸葛亮伐魏出兵散关前,向后主刘禅上言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云云,习氏且于文末自注云:“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此即传世之《后出师表》。总体说来,清代以前,世人大抵无异言,“信兹表真为亮作”。但到了清代,开始有人据《三国志》言赵云以建兴七年卒等,“不信兹表真为亮作”,即“疑此表为后人伪撰”。于是,遂有以何焯撰《义门读书记》持“真作”说、钱大昭撰《三国志辨疑》疑“伪作”说为代表的两派意见,争讼不已。民国时一度疑古成风,陶元珍于上世纪30年代曾撰《后出师表辨证》,综述各家之说并断以己见:“疑此表当系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诸葛)恪所著论撰成。”40年代初陶氏又重刊此文并加缀附言,进一步断定“所谓《后出师表》,当即诸葛恪所伪撰”。鉴于此,美成在本条佚文笺注15,围绕《后表》之真伪,对陶氏之文详加引述,而“按”曰:“此类表述皆推测之语,并无佐证,难以凭信。而且这里还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诸葛恪旋即被诛,夷三族,以常理论,自必遭到清算,亮表若果为恪伪撰,何以竟能一点风声不透,聪明之一世吴人全被瞒过?说不通也。若以为承祚于蜀事应无所不知,则裴注所补蜀事岂不尽有伪嫌?承祚蜀人,而《蜀志》最略,备遭訾议,何以如此?彼确有所不知也。故我宁信何焯之说。”接着,全文照录了何焯之论。整条笺注达1100余字,具有相当的考辨说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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