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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春秋通释》:为严肃的三国史研究吹进一丝新风
2018/10/29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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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尊者讳、贤者讳,历来是史家的一种癖好。在历史的叙述中,主观的思想情绪不可能毫无介入,政治的、国家的、民族的利益,乃至个人的情感所生发的冲动,均会使历史的叙述挟带缺乏科学性的因素,甚至偏颇到扭曲、篡改历史。陈寿身为晋臣,其《三国志》于曹魏之武、文二帝及司马晋开基三祖自多所回护,这与其党魏尊晋且以晋承魏统的基本立场分不开。习凿齿亦晋臣,《汉晋春秋》也盛赞了司马师之功,如“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天下其孰能当之哉”云云。清章学诚撰《文德》篇,有“临文必敬”、“论古必恕”之言,被后人奉为评论古人文德、史德的圭臬。以此观《三国志》《汉晋春秋》二书,陈、习二氏生当司马晋时代,以尊晋为本分,以犯晋难而不能免俗,是势在必然,有可“敬、恕”。但亦如章氏所论:“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仅从《汉晋春秋》现存佚文看,习氏识力居优,不仅表现在他以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观,而且也表现在他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为尊者讳的禁忌。他以司马晋臣子,对司马氏祖宗当初专魏之政、阴谋篡夺的丑恶,如司马懿趁魏主芳外出谒墓而闭城发动政变、僭滥杀曹爽,司马昭弑魏主髦制造宫廷血案、宽纵奸臣贾充,都能秉笔直书,并无曲讳。特别是他借曹髦之口说出“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这一惊世骇俗之语,足见其深谙史之为务在于劝诫,为了伸张正义而直书,也就顾不得避祸逃罪了。唐刘知幾有言,在世途多隘的魏晋之际,即“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干宝、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史通⋅直书篇》)这毋宁是说,习凿齿敢于不顾晋室之忌,无愧为南史、董狐的后继者,他以据事直书求得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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