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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曹魏五都考论
2017-6-2 09:51

摘要:曹丕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大有深意。若检索曹魏兴起之历史,则五都仿如曹魏走过的五个脚印。一言蔽之,谯乃曹操兴起之都,许昌乃汉亡之都,邺乃魏兴之都,长安乃稳定关中、凉州,防范蜀汉之都,洛阳乃混一区宇之都。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二年(221年)“改许县为许昌县。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裴松之引《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阳,北循太行,东北界阳平,南循鲁阳,东界郯,为中都之地。”[1]77侯康云:“鱼豢《魏略》八十九卷。京兆人,魏郎中,记事止明帝。” 虽刘知几讥《魏略》“芜累甚多”[2],可就其史料价值而言,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因此,裴注所引《魏略》有关曹魏五都的记载,诚为可信。《三国志》记载曹魏政治中心迁移一事颇为隐晦,王鸣盛即云:“未能直揭明数语,使观者醒眼”[3]217。卢弼驳曰:“(王鸣盛)不知《魏略》所云之五都为魏之五都,非汉之五都也”[4]32。两者言之均有些道理。曹操尚未称帝,是以陈寿不敢明言曹魏政治中心之迁移,可当时汉帝尚在,故称许为魏都不妥。 曹魏五都,王鸣盛认为“真为都者,许、邺、洛三处耳。”[3]217谭其骧先生驳其“读书疏略”[5]472,因为有国方才有都,曹操建安十八年(213年)受封魏公,始建魏国,故此年之前的邺不能称为都。鉴于曹魏政治中心迁移一事史有明文之事实,本文用“政治中心”来替代“都”,以便避免前人所犯的概念错误,并从军事地理、人员结构、正统观念、地理形势等角度来探讨曹丕为什么要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那此事将大有深意!

一、谯

  谯为曹操之故乡,其政治地位之重要性自不待言。曹操起兵之初,即依靠胞族力量的支持,如以夏侯惇为“裨将”[1]267,以夏侯渊为“别部司马、骑都尉”[1]270,以曹仁为“别部司马”[1]274,曹纯以“议郎参司空军事”[1]276。

  中平六年(189年)冬十二月,曹操于陈留郡已吾起兵,仅有五千人。初平元年(190年),曹操忿众诸侯不讨董卓,独自率兵讨伐,苦战而败,还为流矢所中,幸得曹洪临危救主,借马予曹操,才得逃出。

  此后,曹操又与夏侯惇去扬州募兵。以上五将战功赫赫,为曹魏之草创立下了汗马功劳,故都得以封侯。上述五将与曹操同辈,而晚一辈的有三将军功显赫,即曹休、曹真、夏侯尚。曹操、曹丕待三人视若一家。曹操对曹休“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1]279,对曹真“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1]280。曹丕则颇为器重夏侯尚,并“与之亲友”[1]293。

  曹丕之后,由于继承者年幼,曹魏政权越来越依赖宗室力量的辅佐,故曹真一族一时权倾中外。曹丕病卒时,曹真与陈群、司马懿等受遗诏辅政。魏明帝曹睿更是赐曹真“剑履上殿,入朝不趋”[1]282之崇高待遇,而对其子曹爽也甚为亲爱。太和二年(228)曹休征吴兵败石亭,曹睿不仅不责罚,反而“礼赐益隆”[1]280,足见对宗室之倚重也。明帝病卒时,曹爽又与司马懿受遗诏辅政。齐王曹芳即位后赐曹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1]282,而曹爽的兄弟曹羲、曹训、曹彦等也纷纷被授予要职,一时权势熏天。曹魏宗族掌握朝政大权,成为司马懿篡位的主要障碍,是故司马懿才会大加诛杀曹魏宗族。除了宗室、胞族力量之外,曹操对乡邻也特别倚重,最典型者如许褚。

  许褚,谯国谯人,忠心耿耿,多次临危救主,而曹操也视其为贴身侍卫,文帝曹丕也甚亲近焉。曹操病卒,许褚竟“号泣呕血”[1]543,主仆关系至深矣。据上,曹氏政权一直倚重宗室力量,曹丕之后,倚重程度愈甚,换言之,曹魏之政权是谯沛集团之政权,是故把谯列为五都之一。谯在曹丕篡位的过程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熹平五年(175年),黄龙见谯,单扬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1]58

  延康元年(220年)三月,黄龙又见于谯,验证了单扬之预言。此即为曹丕篡位造势。七月甲午(二十日),曹丕特意至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丙申(二十二日),亲祠谯陵。裴松之引《魏书》所载的诏令曰:“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1]61。这不仅是曹丕称帝决心之体现,还可视为是对祖先的告慰和对父老乡亲的恩赐。

  谯还是曹魏进攻孙吴的必经之地。吕思勉先生认为曹魏讨伐孙吴之进兵路线还是以淮南为便[6]101,是故列谯为五都之一也显示灭吴之决心。曹魏伐吴之进兵路线,检《武帝纪》、《文帝纪》有:(建安)七年春正月,公军谯,……遂至浚仪,治睢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1]22-23。

  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1]32。

  (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孙权。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1]37

  (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孙权……冬十月,……公自合肥还[1]43-44。(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溪。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1]49。(黄初五年)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1]84。

  (六年春二月)辛未(二十四日),帝为舟师东征,五月戊申(二日),幸谯。……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十二月,行自谯过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汉太尉桥玄[1]84-85。据上,曹魏伐吴之进军路线有二:其一,由浚仪至梁,再至谯,顺涡水入淮,至寿春,入肥水,至合肥,抵居巢,到郝溪,再至濡须口;其二,顺蔡、颍入淮,至寿春,入肥水,至合肥,抵居巢,到郝溪,再至濡须口。路线一为曹魏伐吴之主要路线,曹操四次伐吴均由这一路线进军。曹丕伐吴曾由路线二进军,可其征伐略带有巡视性质,而且也不是主要进军路线。

二、许昌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刘协都许,建安九年曹操大败袁尚定邺,此间九年之许为全国之政治中心。建安九年之后,曹操由许移住邺,故许只是名义上之政治中心,而实际之政治中心已移至邺矣。黄初二年曹丕改许为许昌,故是“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之缘由。既然“魏基昌于许”[1]64,为何许昌在曹魏中后期归于沉寂?[7]

  若检索史料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汉当以许亡,魏当以邺兴”,换言之,许是曹挟下天子以令诸侯的实践地,是东汉的覆亡地。汉即以许亡,才衍出魏以许昌,可严谨地说,魏乃兴于邺。曹操迎汉帝都许一事,《武帝纪》云:“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1]13,《荀彧传》云:“太祖议奉迎都许,或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1]310

  故可知迎汉帝都许之谋乃出自曹操,诸将怀疑,荀彧、程昱力劝迎奉之。两人劝迎之目的各不相同,卢弼曰:“文若(按:荀彧字)之劝迎,乃心汉室者也,故彧传详载其劝迎之词。仲德(按:程昱字)之劝迎,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操谋者也,与说操之杀刘备同一用意者也。”[4]17

  是以程昱得以寿终正寝,而荀彧则被赐死。无论诸人劝迎之目的如何,都许还是当时之形势所迫。董卓之乱,两京残破不堪,献帝还都洛阳后无处栖身,只得栖于故中常侍赵忠之宅。新殿造好之后,张杨以为己功竟命名为杨安殿。百官唯有披荆棘,依丘墙间,稍一饥饿,尚书郎以下之官员都得自出樵采,否则就饿死于墙壁下。曹操趁此机迎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诚为远略。此前,郭图说袁绍迎献帝都邺,袁绍不能从之,则是错失良机。兴平二年(195年),曹操大败吕布,歼灭张邈、张超,“兖州平,遂东略陈地”[1]12。

  曹操既然不满足已得之兖州,随开始向西发展,而最大的障碍就是冀州的袁绍,许的位置靠近兖州,且离冀州也不是很远,故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中最重要的诸侯就是袁绍。“挟天子”之“挟”实同于软禁,即隔离献帝与外界之联系,而曹操发号命令时可滥用献帝之名义,混淆外界之视听,以“国家”名义来剪除异己,从而取得政治上之主动。曹操对献帝监视非常严密,对忠于汉室者格杀勿论。建安五年,董承欲联合刘备讨伐曹操,被杀。议郎赵彦常向献帝陈策,被诛。

  十七年,荀彧反对曹操进爵魏公,被赐死。十九年,伏完、皇后伏氏密谋曹操,被诛。二十三年春正月,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谋攻许,被斩。此即谓“帝自都许以来,守位而已,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3]2133

  建安九年曹操为何弃许移住邺?因为许有不足之处。其一,许处于平原,为易攻难守之地,在军事上颇为不利。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曹操即欲徒许都以避其锐,其军事上之弱点由此可见。其二,曹操有权,献帝有名,故许才成为名符其实的政治中心,而曹操移住邺,就可使名实分离,多少可以减少一些“专制朝政”[1]198之指责,这对曹操不仅无损,还有利于他发展自己的大本营。其三,董承、伏完、吉本等都设法曾谋害曹操,故移住邺还会使其人身安全得到保障。

三、邺

  邺是魏兴之地,也是曹操时期魏国的首都。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以韩馥为冀州牧。初平二年(191年)袁绍用计夺冀州,时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1]191。建安五年(200)曹操于官渡大败袁绍,消灭了袁绍的主力军,尚未攻至邺城。建安九年曹操大败袁尚,夺取邺城。因此,邺城至少在16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战乱。

  邺城之繁荣、坚固由曹操围攻之时间、手段也可反映。曹操围攻邺城时曾挖地道进攻,又围城作堑,“周四十里”[1]202,并决漳水以灌之。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邺城尚能从五月坚持至八月,实属不易。建安九年八月曹操定邺,九月即领冀州牧,此后曹操归驻地时《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均书“还邺”或“至邺”,是以得知曹操已移住邺城矣。

  曹操把邺作为政治中心,就开始大兴土木、封官进爵。建安十二年春二月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十三年春正月,作玄武湖以肄舟师。十五年冬,作铜雀台。十八年五月,曹操受封为魏公,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十九年十二月,置理曹掾属。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

  二十一年夏五月,曹操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宫。二十五年二月丁卯(二十一日),曹操葬于高陵。检《于禁传》:“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1]524故可知曹操所葬之高陵也在邺矣。邺既是曹魏社稷宗庙所在地,也是承载国器之地,其地位近于圣地。明帝曹睿于太和元年(227年)二月辛巳,立文昭皇后寝庙於邺。[1]92

  文昭皇后乃明帝之母,因失宠被文帝赐死。明帝为其母立寝庙于邺,自是为文昭皇后平反,也说明了邺城之地位。文帝曹丕定都洛阳后,邺政治中心之地位逐渐衰落,明帝时,宗庙也移至洛阳。

  曹操移住邺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冀州之富庶,即所谓“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1]191,而邺为冀州州治,韩馥、袁绍、袁尚为冀州牧时均住邺城,特别是袁绍掌控了冀、青、幽、并四州,邺成为了黄河中下游的政治中心,故住邺就可以掌握“天下之重资”。但是袁绍死后,冀州还有残余势力存在,如袁尚、袁熙、袁谭,而冀州附近的势力有并州的高干、北部的黑山贼和乌丸、辽东的公孙康,故曹操要想混一区宇,必须先控制冀州,要想控制冀州,必须得肃清州境内及附近的敌人,而颇为棘手的敌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一旦侵入中原,势必导致北方的混乱,进之导致全国的混乱,这也就是曹操不顾诸将的反对于建安十二年北征乌丸之原因所在,故曹操住邺就是为了统一北方,后方一稳,就可以挥军南下,进而完成统一。

  当时之局势为诸侯争霸,一旦曹操率军北征,势必给南方的诸侯留有可趁之机。曹操有两次征伐造成了后方空虚,即建安五年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和建安十二年北征乌丸,而南方能构成威胁的诸侯只有孙策(孙权)和刘表。两次机会二诸侯都未能把握。第一次,孙策“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1]20,

  刘表按兵不动,“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1]212。第二次,孙权正为西拓国境与黄祖厮杀,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1]877。无论孙策还是刘备,都是预谋偷袭许都,故可证实曹操在许留有一部分兵力,除了“挟天子……,参《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初,洛阳宗庙未成,神主在邺庙。(太和三年)十一月,庙始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庙。”之外,还可防卫南方的诸侯,而两者预谋袭许,不排除也有“挟天子”之目的。由此,更可证实曹操移住邺城之高明,即可以远离南方诸侯,即使北征造成后方空虚,也无碍于事。

  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把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成为“六大古都”。80年代,在谭其骧先生的呼吁下,安阳(包括殷、邺)入列,成为“七大古都”。殷之历史过于久远,故安阳能够入列主要是邺地位之重要。

  谭先生认为邺在军事上不如长安、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故在6世纪以前的二千年中,殷邺应该属于第一等古都,所以安阳在七大古都中的地位应列在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之后,居第六,列第三等[5]29-36。

  据上,邺为富庶的冀州之州治,经过韩馥、袁绍、袁尚三人的经营,基础好,此一;邺较靠近北方游牧民族和袁绍的残余势力,便于讨伐,此二;邺远离南方诸侯,可避免偷袭后方之忧,此三,故曹操才会把政治中心移住邺城。

四、长安

  汉末大乱之直接原因即董卓入洛阳挟持天子、诛杀大臣、捣乱朝政。董卓死后,其部曲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吕布,李傕部将杨奉,韩暹,韩遂,马腾等拥兵自立、相互混战。李傕杀樊稠,又与郭汜厮杀;杨奉叛李傕,又联合故白波帅韩暹等大战李傕、郭汜。董卓,陇西临洮人;李傕,“北地人”;郭汜,“张掖人”[1]182;

  张济,武威祖厉人;吕布,“五原郡九原人”[1]219;韩遂疑为金城人;马腾之父马平为“扶风人”[8]2335,而马腾生于陇西。以上诸将,除吕布外都为陇关中或凉州人,故可把以董卓为首的势力名为关凉集团。吕布原跟随并州刺史丁原,后才投靠董卓,是为关凉集团的外围成员。

  关凉集团对汉末三国初年政局影响非常地大。汉末之大乱即因该集团势力进入中原地区,而曹操能够统一北方,也是逐一地把关凉集团各个打败、歼灭。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害怕关中的马腾、韩遂等诸将为乱,故特表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1]392,后曹操致钟繇书曰:“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1]393

  关凉集团主要活动范围在洛阳、关中、陇西、凉州一带,其势力盛时可延至洛阳地区,衰时又退回陇西、凉州,而大部分时间是活跃在关中一带,故长安成为震慑关中、乃至凉州的军事重镇,所以曹操才会对该势力逐步剪灭。

  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都许,杨奉、韩暹惧怕出奔徐、扬间,为刘备所杀。建安二年,曹操遣裴茂诛李傕;郭汜被部将五习所袭杀;张济寻食至南阳,攻穰县时为流矢所射杀,其族子张绣摄众自立,此时关凉集团势力大衰,仅剩有张绣、吕布、韩遂、马腾、马超。张绣屯宛,与刘表呼应,曹操建安二年讨伐,未果,建安三年大败之。建安五年官渡之战,贾诩劝张绣投靠曹操,遂归曹操。

  初平三年(192)吕布杀董卓,为凉州人所恶,遂奔出武关,先后投靠袁术、袁绍、张杨、刘备。吕布反复无常,为各方所恶,渐渐陷入孤立。建安三年,曹操征吕布,破杀之。建安初,马腾屯槐里,被封为槐里侯,“北备胡寇,东备白骑,待士进贤,矜救民命,三辅甚安爱之”[1]945。

  建安十三年曹操将征刘表,怕马腾为乱,表马腾为卫尉,“悉徒其家属诣邺”[9]2080,实同于软禁。建安十七年五月,曹操诛马腾,夷三族。关凉集团仅剩韩遂、马超一支力量,所以曹操也不甚重视,而把目标移向盘踞汉中已久的张鲁。建安十六年,曹操遣钟繇、夏侯渊讨伐张鲁,引得马超等叛乱,曹操亲征,大破马超、韩遂,“关中平”[1]35。

  韩遂奔金城,为部将所杀。马超奔诸戎间,引胡兵杀凉州刺史韦康,后为韦康故吏所败,投奔张鲁,又于建安十九年投奔刘备。至此,关凉集团退出了历史舞台。曹操消灭了关凉集团,又马上面临一个新的强敌---刘备,因此关中的军事压力一直很大。

  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张鲁降,遂据有汉中。汉中为“益州咽喉”[1]1013,故刘备不惜代价地争夺。夏侯渊战死后,曹操退出汉中,可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1]472,遂命张既去武都“徒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1]472-473。此举意义非凡,其目的就是断刘备北伐之路。因为刘备集团若要进取,只有两条路线,即

  由《三国志》《魏书》《张绣传》:“张绣,武威祖厉人,骠骑将军济族子也。”可推知。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布自杀(董)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颇能说明问题。

  以荆州兵攻宛、洛,以益州兵出秦川,而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覆败、荆州丢失,仅剩下出秦川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大致由汉中,经过斜谷,入关中,至长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1]922,此时魏明帝曹睿西镇长安,命张郃出兵,才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由此可见,长安对抵御诸葛亮北伐之重要性。据上,汉末控制关中地区的势力为关凉集团,而附近还有盘踞在汉中的张鲁势力,刘备入蜀后也开始窥觊关中,是故曹魏先后要歼灭关凉集团、击败张鲁、围困蜀汉,因此,长安对于控制、稳定关中、陇西、凉州、益州等地区干系甚重!

五、洛阳

  文帝纪云:“(黄初元年,即220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十七日)幸洛阳。”[1]76则魏文帝曹丕移都洛阳矣。曹丕称帝、移都一事早有预谋。延康元年(220)“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1]59

  度支中郎将霍性上疏力陈出兵之弊,却惹恼文帝,被杀。霍性未免有些不明事理,曹丕此次治兵并非南征孙权,而是逼献帝让位,并准备移都洛阳。《资治通鉴》即云:“六月,庚午,王引军南巡。”[3]2180“南征”与“南巡”仅一字之差,其义却相距千里。七月,曹丕至谯,并亲祠谯陵。“(冬十月)丙午(四日),行至曲蠡。”[1]61胡三省注:“时南巡至颍川颍阴县,筑坛於曲蠡之繁阳亭。”[3]2182

  即曹丕从谯返回行至颍阴县曲蠡,设坛于繁阳亭,“庚午(二十八日),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1]62,遂称帝。据上,延康元年六月,曹丕南巡,七月至谯,十月于繁阳亭称帝,十二月都洛阳。三国的一个核心之争即正统之争。曹魏即是受汉之“禅让”,而东汉之首都是雒阳,故曹魏都洛阳能表现其正统地位。“禅让”之真相,裴注已揭露,但曹魏起码在表面上做足了“禅让”之文章。曹丕称帝后即假惺惺地对众臣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1]75

  东汉首都称雒阳,乃袭西汉之称呼,因为西汉为火德,火忌水,故“洛”去“氵”加“隹”。曹魏即受汉之“禅让”,火生土,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1]76。

  与邺相比,洛阳的地理条件更为优越。其一,洛阳居天下之中,有关河之固,即“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依大河,面向伊、洛”[5]33,

  故政治、军事意义重要。截止延康元年,曹魏已经征服、消灭了北方的大小对手,其主要敌人为刘备、孙权。北方既然已经统一,洛阳四面受敌之弱点不存在,故不必如董卓一样,都长安以便防范山(崤山)东之诸侯。其二,洛阳的位置相对靠近南方,可以更为方便地讨伐刘备、孙权。从建安九年曹操移住邺起,曹魏经营了邺城16年,可由于曹魏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消灭刘备、孙权,进而统一华夏,邺已经不适应当时之形势,故才会定都洛阳。洛阳西可入关中,经斜谷,抵汉中,进入益州;南可以直至南阳,顺流至襄阳、江陵;东南可以由浚仪,或顺蔡、颍入淮,直捣濡须口(见第一节)。据上,曹丕定都洛阳之原因有二:其一,延承东汉之正统地位;其二,消灭蜀汉、孙吴,统一华夏。

六、余论

  此前阅史,常常为曹操“还许”、“还邺”所困惑,因为献帝在许,自为国都,为何曹操建安九年后就不“还许”了?陈寿未明说,颇觉隐晦,后阅曹丕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突觉眼前一亮,此五都不就是曹魏兴起之五个脚印吗!故此后就稍加留意收集史料。曹操之兴即靠其胞族,故谯为曹操兴起之地。

  许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地,乃汉亡之地。曹操消灭了北方最强大的对手---袁绍,夺得了冀州,消除了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掌握了“天下之重资”,故邺是魏兴之地。汉末关凉集团兴起,张鲁盘踞汉中,三国初年蜀汉也奋力争夺关中,故长安是关系关中、凉州、益州之稳定的军事重镇。

  经历过前面四个脚印后,曹丕定都洛阳,是谓水到渠成,也客观地证实了洛阳作为首都有独特的优越性。若以更为开阔的视角来讨论曹魏五都,则会更有助于理解。

  谭其骧先生曰:“每一个的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5]31。

  曹操迎献帝都许,就是鉴于诸侯混战之形势、兖州安定之前提,故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占据主动;后来移住邺,乃是鉴于袁绍是北方最为强大的势力,打败袁绍就可以夺取冀州,进而掌握“天下之重资”,为统一华夏奠定物质基础。

  曹丕定都洛阳,是因为北方之统一已经完成,形势已转变为三国鼎立,故防御已显得不重要,进攻刘备、孙权才是主要任务。此后曹魏消灭蜀汉、孙吴之史实也证明了定都洛阳之成功,司马氏篡魏建立晋国,也是把都城定于洛阳。是谓其影响至深矣!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4]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谭其骧。长水集续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吕思勉。三国史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7]马宝记。曹魏时期许昌政治地位的变迁[J]。许昌学院学报,2009(3):16-19。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作者: 蒋少华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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