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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与《三国志》
2017-7-17 08:36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四川南充市)人。生于蜀后主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年六十五岁。

一、

  陈寿少时受学于同郡古史学家谯周,“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华阳国志》卷十一《陈寿传》)。在蜀汉政权下,陈寿出仕为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按《华阳国志·陈寿传》谓陈寿在蜀汉时,“初应州命,卫将军主薄、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晋书·陈寿传》谓寿“仕蜀为观阁令史”兹从《华阳国志》。)当时宦官黄皓专权,许多朝臣都谄附他,陈寿独不然,所以屡被谴黜。

  蜀汉,后主炎兴元年(263年),为曹魏所灭,这时陈寿三十一岁。两年之后,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是为晋武帝。陈寿居父丧时,有病,使侍婢调治药丸,当时人认为这件事触犯封建礼教,加以贬责,沈废累年。后来张华欣赏陈寿的才学,以为他虽然未能避远嫌疑,但是还不至于因此废黜。张华位高望重,由于他的揄扬,于是陈寿被举为孝廉,作佐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按《晋书·陈寿传》:“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二《晋书陈寿传》条:“按泰始十年寿上表称‘平阳侯相’,此云‘平阳令’,恐误。”钱氏之说甚是。《华阳国志·陈寿传》正作“出为平阳侯相”,今从之。不过,《华阳国志》将陈寿出为平阳侯相事叙于西晋平吴之后,则是错的。)当陈寿为佐著作郎时,曾受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的委托,定诸葛亮故事。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陈寿在平阳侯相任上,撰《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不久,即迁著作郎。陈寿为佐著作郎及著作郎时,都兼领本郡中正。(陈寿领本郡中正事,《晋书·陈寿传》叙于编辑《诸葛亮集》迁著作郎之后。按陈寿编辑《诸葛亮集》在泰始十年,则领本郡中正似应在泰始十年之后。但是《三国志·谯周传》又说:“(泰始)五年,予尝为本郡中正,清定事讫,求休还家,往与周别”这是陈寿自叙之词,是最可靠的,可见他在泰始五年已为本郡中正了。大概陈寿在为佐著作郎时已兼本郡中正,并非只在为著作郎时,《晋书·陈寿传》可能是概括言之。)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自汉末以来,分崩离析,三国鼎峙,前后约九十年,至此又复归于一统。这时陈寿四十八岁。他开始整理三国史事,著魏、蜀、吴书共六十五篇,称为《三国志》。张华看到这部书,很欣赏,荐举陈寿为中书郎。权臣荀勖嫉妒张华,因此也不喜欢陈寿,授意吏部迁陈寿为长广太守。陈寿以母老为借口,辞官不就。镇南大将军杜预表荐陈寿为散骑侍郎,朝廷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后来因母死丁忧去职。他母亲临死时,遗嘱葬于洛阳,陈寿遵照办理。当时清议认为陈寿不以母丧归葬蜀中故乡是不对的,于是又受到贬责。数年之后,起为太子中庶子,还没有就职,就病死了。

  陈寿虽然很有才学,但是当西晋朝政腐败、权贵恣肆之时,他终身仕官是不得志的,所以《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

  

二、

  陈寿的老师谯周是一位研究古史的人,他撰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正司马迁《史记》中的谬误。虽然书中批评的意见并不全都恰当(后来晋司马彪又驳辨《古史考》中不当者一百二十二条),但是他究竟是对古史用过一番考覈工夫的。陈寿受到谯周的启发和教育,所以从少时起,就精读古代历史名著,如《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研究撰写史书的方法、议例、别裁、通识。后来他自己写史书,先从地方史做起。自东汉初以来,蜀中郑伯邑、赵彦信、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等,都留心乡邦人物,作《巴蜀耆旧传》。陈寿认为他们的著作还有不足之处,于是撰《益部耆旧传》十篇。(《晋书·陈寿传》谓:寿撰“《益都耆旧传》十篇”。按《华阳国志·陈寿传》作“《益部耆旧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同。按西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部置刺史,督察郡国,后亦称州,所以“益部”即是益州,《晋书》作“益都”,误也。)此外,他又撰《古国志》五十篇,而最精心结撰的则是《三国志》。《益部耆旧传》与《古国志》都亡佚了,只有《三国志》流传下来。

  在陈寿撰著《三国志》之前,魏、吴两国都有官修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又有鱼豢《魏略》,是私家撰述。这些书都是陈寿所参考依据的资料。当然,除此之外,陈寿还可能多方采访。至于蜀汉,因为未置史官,无有撰述,所以蜀汉史事,更有赖于陈寿的殷勤搜集,不过,陈寿原是蜀人,对于故国文献,向来留意,在撰著《三国志》之前,即曾奉命定诸葛亮故事,所以也还是具备有利的条件。(《三国志·蜀后主传》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刘知几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史籍,斯则典校无阙,属词有所矣;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史通》卷十一《史官》)按刘知几所举之例,并不足以驳倒陈寿的说法。蜀汉时虽有东观郎、秘书郎等官,可能只是典校书籍,而并未修史,所以陈寿说:“注记无官,行事多遗。”蜀汉有没有史官修书,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时许多人都是知道的,陈寿不至于为此事说假话以“厚诬诸葛”。《华阳国志》卷十一《王化传》说:“王化之弟王崇,“蜀时东观郎”,西晋时为尚书郎,曾著《蜀书》,并且说:“其书与陈寿颇不同。”王崇所著《蜀书》,亦是蜀汉亡后的私家撰述,其撰作大概与陈寿同时,并不是他为蜀汉东观郎时所撰。)撰成后,当时见到稿本的人都很赞赏,“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比之于司马迁、班固,并且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夏侯湛正在撰《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陈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说:“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命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中抄写这部书,保藏于政府。(以上数行中引文均见《晋书·陈寿传》)

  陈寿的《三国志》,就大体说来,超出于其他诸家关于魏、蜀、吴三国史事的撰著,成为古代纪传体史书中杰出的作品,所以后人对它评价颇高。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惟陈寿《三国志》,文质辩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可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见。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引起后人的批评与责难。

  第一个是关于陈寿修史态度的问题。《晋书·陈寿传》在肯定《三国志》的价值之后,又记载了两件事,说明陈寿修史有时对人物评价所持的态度不够公平: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但是这两件事是否可靠呢?古代学者中是有人相信这个说法的,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四《三国志》条,评价《三国志》时就这样说:“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如清代的朱彝尊、杭世骏、王鸣盛、赵翼等,经过调查研究,为陈寿辨诬。王鸣盛综合朱、杭二人的意见,认为陈寿对于魏朝文士,只为王粲、卫觊等五人立传,至于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刘桢,仅于《王粲传》中附书。今《王粲传》附书云:“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又于《刘廙传》附见云:“与丁仪共论刑礼。”这样已经够了,何必还要更立专传呢?况且丁仪、丁廙兄弟并非好人,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都记载他们的坏事,这种人当然不能再立佳传,并不是陈寿因索米不得而故意抑之。关于街亭之败,陈寿直书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节度,为张郃所败,并未尝以私怨而归咎于诸葛亮;至于论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都曾这样说过,也不是陈寿一人之私言。王鸣盛同意朱、杭二人之说,又补充说:陈寿入晋之后,撰次《诸葛亮集》,作表奏上,推许甚至,在《诸葛亮传》中,特附《亮集》目录,并所上书表,以表示尊崇,传后评中反复称赞他的刑赏之当,都足以说明陈寿在论述诸葛亮时是很推崇的,并无因父坐罪,怀私怨而贬抑诸葛亮之处(《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陈寿史皆实录》条),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也举出许多例证,说明陈寿对诸葛亮推崇备至,所谓因父被髡而于诸葛亮有贬词者,乃无识之论。以上这些辨析都很明确,可见《晋书·陈寿传》所记的这两件事都是不足信的,不能据此认为陈寿修史时因私人恩怨而褒贬不公。

  其次,后人对于《三国志》责难最多者是以魏为正统一事。陈寿修《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的。书中对于魏国的君主如曹操(曹丕建立魏朝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曹丕、曹叡等,都列为武帝、文帝、明帝诸纪,而对于蜀汉与吴的君主,如刘备、孙权等,则立为传。在《魏书》中,对于刘备称帝、孙权称帝之事皆不书;而在《蜀书》、《吴书》中,于君主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以见正统之在魏。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开始提出异议,主张以蜀汉为正统。南宋朱熹以后,多赞同习凿齿而非陈寿。关于此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三国志》条有一段解释:

  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这个解释相当的明白。所谓“正统”之说,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其是非标准,以对当时封建统治是否有利为权衡。西晋承魏,北宋承周,建都于中原,所以当时封建史家都以魏为正统;东晋与南宋都是偏安江南,情况与蜀汉相似,所以当时封建史家又都以蜀汉为正统。陈寿修《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这正是封建史家照例的做法。这种是非的争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种对《三国志》的批评,是说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廻护,换句话说,就是替封建统治者(尤其是西晋的统治者)隐恶溢美。《史通》卷七《直书》篇:“当宣、景开基之时,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三国志多廻护》条举出许多例证。譬如魏齐王芳之被废,是司马师的主张,事前太后并不知道,而《齐王芳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芳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高贵乡公亲自率兵讨司马昭,为司马昭之党成济所杀,乃《高贵乡公纪》但书“高贵乡公卒”,绝不见被杀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欲以庶人礼葬之;叙魏与蜀战争,常是讳败夸胜,刘放、孙资本是奸邪之人,而陈寿作二人合传,说他们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谏诤,并时陈损益,不专导谀言,大致因为孙、刘二人有功于西晋统治者司马氏,司马氏感激他们,所以陈寿为二人作佳传。由刘知几、赵翼所举的例证,可以看出陈寿为西晋统治者廻护是很明显的。本来封建史书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不过,封建史家的思想有进步与落后的不同,因此对封建统治者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有进步性思想的封建史家,能够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据事直书,或微辞讽刺,司马迁《史记》之所以卓绝,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陈寿《三国志》在这方面是不如《史记》的。

  以上所举,是历来学者对于《三国志》几点重要的批评。其中索米不遂而不为丁仪兄弟立传及因父受刑而贬抑诸葛亮的两种传说,都是不可靠的。至于以魏为正统,乃是西晋封建史家所不得不如此做的,而且所谓“正统”的是非,我们今日也不必去管它。所以这两项都不能算是《三国志》的缺点。惟独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廻护,替西晋统治者隐恶溢美,这的确是《三国志》思想性较差之处。

  陈寿修《三国志》,为了维护当时统治者司马氏的利益,作了不少的曲笔,但是对于曹魏与孙吴刑政的苛虐,徭役的繁重,都还是据事直书;同时,其他许多史事的叙述,也都是“裁剪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三国志书事得实》条)。兹以《诸葛亮传》为例,加以说明。诸葛亮是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关于他的史料,文献记载与口头传说都相当的丰富。陈寿作《诸葛亮传》时,在史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关于刘备与诸葛亮最初相识的经过,《魏略》与《九州春秋》都说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陈寿不取此说,而根据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所以记此事时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譬如对于孟获的七擒七纵,是不合情理的,所谓“南人不复反”,也是不合事实的(后来习凿齿作《汉晋春秋》,采录这些事),陈寿一概不取,只说:“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当时又有这样一种传说: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北伐时,屯于阳平,命大军东出,司马懿率二十万人径至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将士失色,莫知所出,诸葛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大开城门。司马懿疑有伏兵,引军北去。西晋人郭冲说诸葛亮五事,此为其一(见裴注引王隐《蜀记》)。后来小说、戏剧中所谓“空城计”的故事,即原于此。其实这个传说既不合当时历史事实,也不合情理。蜀汉建兴五年即魏太和元年,这时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在关中与诸葛亮对敌交兵,况且司马懿也是久经战阵,很有军事经验的人,不至于这样幼稚可欺。所以陈寿屏弃不取。诸葛亮《后出师表》载于吴人张俨《默记》中,就这篇文中所叙事实与思想来看,都不像是诸葛亮的作品,可能是张俨拟作的(清人袁枚、黄以周都曾作文辨析)。陈寿作《诸葛亮传》,不录此篇,是有道理的。从以上所举诸事例,都足以看出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非常谨严矜慎。他虽然很崇拜诸葛亮,但是对于有些传说将诸葛亮夸饰得过于神奇者,他都不采用。

  陈寿所作诸传,照顾的方面很广。凡是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者,他几乎都网罗其事迹,写在书中,又根据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不过,也不免偶有遗漏。譬如华佗与张仲景都是建安中的名医,陈寿为华佗立传,而忽略了张仲景,《史通·人物》篇已指出这一点,认为是陈寿的“网漏吞舟”。又如马钧是当时“天下之名巧”,陈寿也没有给他立传。

  《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没有志,似乎也是一个缺陷。志是比较难作的,江淹认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史通·正史》篇)陈寿大概是因为搜集材料不够,所以没有作志。

  《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之弊,各传中所选录的文章,也都能择取最重要者,大都有政治意义,或兼有文学价值,不像王沈《魏书》、鱼豢《魏略》载录文章选择不严,招致“秽累”之讥(《史通·载文》篇)。至于陈寿的文章,亦以简洁见长,而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在生动传神方面,则不如司马迁的《史记》,亦不如班固的《汉书》。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耳,要终胜固也。”(《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三国志》条引)未免称赞过高。李慈铭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闇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这个衡量是分寸恰当的。三国时期颇有些英俊奇伟、倜傥不群的人物,后来小说、戏剧多取材于三国时的历史故事,这也是一个原因,如果陈寿能在描写历史人物方面艺术性更高一些,则将会使这部史书更为出色。

  

三、

  自陈寿作《三国志》后约一百三十多年,刘宋文帝命裴松之作《三国志》注。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山西闻喜县)人,他的祖父裴昧已迁居江南。裴松之“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宋初,官中书侍郎。他奉命作《三国志》注,即“鳩集传记,增广异闻”,书成,于元嘉六年(429年)奏上,宋文帝很欣赏,说:“此为不朽矣。”(以上引文均见《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说: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缺;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可见裴注体例,不在于训诂名物的解释,而在于史料的补缺与纠谬。虽然后来有些学者认为裴注失于繁芜,譬如刘知几说:裴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史通·补注》篇)陈振孙也说:《三国志》“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直斋书录题解》卷四《三国志》条)叶适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三国志》条引)但是这些批评并不全都恰当,尤其叶适的说法更是错的。裴注所引史料,其中大部分是陈寿同时或以后的人的著作,从各方面搜得的史料,并非都是陈寿所能见到的,怎么能说是“皆寿书之弃余”呢?

  刘宋以前注史书者,如服虔、应劭、孟康、晋灼等之注《汉书》,徐广之注《史记》,大概都是偏重于解释书中字句的音义与名物、制度;裴松之独创为广搜异闻、补缺纠谬的另一种注史书的新体例,后来梁刘峻注《世说新语》,即仿此体。裴书引书一百四十多种,其与史家无涉者尚不在数内(据钱大昕的统计,见《廿二史考异》卷十五)。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几早已亡佚了,赖裴注征引,尚可见其崖略,并且裴注引书首尾完具,不加以裁剪割裂,尤便于读者参考。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总之,裴注搜采广博,多存异书,考证辨析,也相当精确,我们今天读《三国志》,必须读裴注,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裴注应当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本文摘自《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第1版1982年第2印),作者:缪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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