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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令东汉由盛到衰第一人——梁冀
2017-9-18 09:54

梁冀是中国历史上十大奸臣(庆父、赵高、梁冀、董卓、来俊臣、李林甫、秦桧、严嵩、魏忠贤、和坤)之一。

一、

  梁冀(?-159年),字伯卓,安定(今宁夏固原)人,是中国东汉时期外戚出身的权臣。出身世家大族,先祖时曾协助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其父亲为梁商,有一妹,是汉顺帝的皇后。永和元年梁冀(136年)成为河南尹。汉顺帝时因皇后的关系,梁商成为辅政的大将军,梁氏一族左右国政,141年梁冀代父亲成为大将军,顺帝死后,2岁的冲帝即位不久就去世,梁太后(即梁冀之妹)立8岁的质帝。因质帝当面称梁冀为“跋扈将军”,次年即被他毒杀,另立十五岁的桓帝。此后他更加专擅朝政,结党营私,且大封梁氏一门为侯为官。到延熹2年(159年),梁皇后逝世后,早对梁冀专权乱政不满的桓帝,借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之力杀死梁冀,其全族都一并被杀。

  梁冀是中国历史上十大奸臣(庆父、赵高、梁冀、董卓、来俊臣、李林甫、秦桧、严嵩、魏忠贤、和坤)之一。

  汉光武帝刘秀自称“以柔治天下”,这里所谓“柔”就是对统治集团尽可能地予宽容笼络,其中手段之一就是东汉外戚皇室与功臣宿将的家族联姻,用婚姻关系来维系政治关系,企图借此巩固皇室统治,因此,东汉王朝选皇后不出窦融、邓禹、马援、梁统等功臣的家族之外。可是,刘秀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巩固皇室的目的,而且在皇帝身边培植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的外戚势力。东汉王朝自第四个皇帝和帝起,就开始了外戚专权的局势,这以后,皇帝的废立直接间接都为外戚所左右。《后汉书·皇后纪》称“外立者四帝”,只是概而言之,其实何止此数。既然外戚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他们就必然是“贪孩童以久其政”,也就是说要故意立年纪幼小易于左右的皇室后裔为帝,自章帝以下,所立皇帝最大不超过十七岁,最小的不过百日。皇帝幼小,皇太后就有理由援例临朝听政。所谓“临朝者六后”,即是窦、邓、阎、梁、窦、何六个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所依靠的势力就是外戚。一般说来,皇太后本人也无多大实权,她们将实权不是委之于父,就是托之于兄。因之与这些皇太后相联系的父兄窦宪、邓骘、阎显和梁商、梁冀父子等都相继掌握了朝廷大权。

二、

  梁冀的祖先是梁子都,原是河东郡人,可能是一个商人,为了做生意,搬到通向西域的要道附近。发财后,其子梁桥又迁回内地茂陵,在茂陵住了两代,到了梁延任西域司马,故又迁往安定郡。梁延生梁统,他是梁冀的高祖。梁统在新莽离乱之际,曾当过酒泉太守,新莽政权倒台,西北地方势力推窦融为河西大将军,梁统为武威太守,拥兵保境。东汉王朝建立后,窦融和梁统望风归顺,刘秀待之为开国功臣。窦融因功封安丰侯,梁统封成义侯,建武十二年(36年),梁统与窦融至洛阳,窦融任大司空,梁统封高山侯,任太中大夫。并且窦、梁两家都与皇室联姻,刘秀将他的女儿午阴公主嫁给梁统的儿子梁松为妻。从此,梁家的子女就取得了选配皇后的资格。

  梁松的弟弟梁竦,有二女,被选为章帝贵人,小贵人生有皇子,窦后不孕,“养以为子”,梁家私下庆喜,窦家恐梁氏因此得志,遂阴谋杀害梁氏两贵人及其父竦。章帝死,十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和帝不知自己生母为梁氏。永元九年(97年)窦太后死,梁家告发窦家,说明真相,于是和帝追尊自己生母为恭怀皇后,梁竦的儿孙均升官封侯。和帝死,曾出现过邓太后和阎太后的短暂的临朝听政。梁氏曾遭到窦氏、邓氏、阎氏等外戚的压制和打击,在宦海中几度浮沉,到了顺帝时才登上了权势的顶峰。十一岁的顺帝即位,即封梁竦之孙梁商为乘氏侯。阳嘉元年(132年)立梁商女为皇后,从此梁商地位日益显赫,阳嘉三年(134年)攫取了权柄倾朝的大将军要职。梁商虽然“以戚属居大位”,但有所约束,不敢十分专横跋扈。“礼贤下士”,优容社会名士如李固、周举等人,因而梁商的名声并不太坏。但实际上是梁商为他的儿子梁冀专权铺平道路。因为:第一,诸梁氏已布满朝廷内外,当时皇帝不过是他们手中之物;第二,梁商对为他所溺宠的儿子梁冀有意加以培植。永和元年(136年)任梁冀为河南尹,以此作为接替父职的跳板。永和六年(141年)梁商病死,未及下葬,顺帝就任梁冀接替父职,做大权在握的大将军,梁冀的弟梁不疑为河南尹。东汉中央政府的机构,继承了西汉的特征,是一个双层的政权机构,它是以君主为中心,形成中朝与外朝两个政权机构。中朝即内朝,在西汉由大司马(加在大将军官号上)、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官构成。至于外朝则由丞相以下,直至六百石的官构成的。在君主专政下,越亲近君主的权越大,因此内朝高于外朝。外朝中即使是御史大夫等官犯了罪,内朝的下将军就有权议定处置。另外,还有一种领尚书事、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名称,把丞相、御史的职权也移到皇宫中来了,成为禁中的尚书。内朝的宿卫,常加上个尚书事的名称,就可以参与朝政机密。外朝的官,只要加上这个头衔,也就成了内朝的官了。因此,在两汉的行政系统中,从汉武帝以后,丞相无实权,实权在内朝大将军领尚书事的人手中。东汉朝廷中,太傅地位最高,是上公,其次便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本来大将军在三公之下,而大将军必须有军功。西汉惟有外戚卫青有军功,即军中拜为大将军。而东汉和帝时,因为窦宪讨伐匈奴有功,也拜为大将军,位置只在太傅之下,比三公高。汉安帝时,大将军邓骘亦因打过西羌,地位与窦宪一般。到了汉安帝时,梁商一生未上过战场,到过边疆,却也援前例,位居三公之上。只是因为他是皇后父亲的关系得此高位。而梁冀也跨上了这个权力的最高点,当上大将军,自然得力于以他父亲为首的诸梁氏。

三、

  说到梁冀这个人,史书描述他的外貌丑陋,耸着象鹞鹰似的双肩,生着豺狼般凶光直射的双眼,自幼过惯了纨绔子弟的生活,嗜饮酒,爱女色,擅赌博,几乎三教九流所能做的各种斗鸡走狗、骋马射箭的娱乐游戏,他均会。梁冀是纨绔子弟,又不是一般纨绔子弟,他父亲有意让他在宦海里游泳,他在当上大将军之前,曾历任黄门侍郎、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河南尹。官场上一套他也娴熟。他虽然口吃得讲不清话,但却善于阴谋计算。如,梁冀在做河南尹时,就“暴恣,多非法”。他父亲的亲信洛阳令吕放看不惯,偶尔在梁商面前揭他的短,梁冀得知就派人将吕放刺杀掉。为了掩盖自己丑恶行径,一方面有意嫁祸于他人,另一方面又出面推荐吕放弟顶替洛阳令,可以说,纨绔子弟的骄横放肆,流氓的凶蛮无理,政客的狡诈阴刁,集之于梁冀一身。因之,梁冀当上了大将军,与他的父亲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顺帝十一岁即帝位,权归外祖父梁商所握,永和六年(141年)梁商死,梁冀继任大将军,这时,顺帝已是二十七岁的成年人了,正是能自出主张做点事的年华,却在梁冀在任的第三年,突然病逝,享年三十。顺帝突然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已无可考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无疑是给了梁冀玩弄“贪孩童以久其政”的一个机会。顺帝死,梁皇后无子,选了一个地势低微的美人虞氏的二岁娃娃继位,称冲帝。梁皇后升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的兄长梁冀当然更加是独揽大权,史书说他“侈暴滋甚”,也就是说他在生活上过得愈来愈奢侈,在政治上愈来愈专横。年仅二岁的冲帝,可怜他在“襁褓”之中只做了五个月的皇帝就死去了。于是清河王刘蒜、勃海孝王鸿的儿子刘缵,都召来京师,作为皇帝的候选人。立谁呢?清河王刘蒜,太尉李固称他“年长有德”,为了避免邓、阎等外戚利用皇帝“幼弱”而专权的重演,李固极力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冀恰恰就是要重演利用皇帝“幼弱”而专权的故伎,怎么会同意李固的意见呢?大权在梁冀手中,还是梁冀说了算,他执意要立八岁的刘缵为皇帝,李固等反对派,也无可奈何。最终刘缵被梁冀立为皇帝,是为质帝。质帝年龄虽小,却早慧,对梁冀“骄专”,看在跟里,记在心中,实在奈不住,有一次曾目指梁冀轻轻地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质帝的“早慧”,本来就是梁冀的一块心病,当他听到质帝的辱骂,就立即萌起阴险的杀机。于是,梁冀密令爪牙置毒于煮饼中,小皇帝吃了后,胸腹部胀痛,情绪烦躁,他催人赶快召李固进宫。李固匆匆赶到,询问说:“陛下患了什么病?是什么原因?”小皇帝拼着最后一口气说:“吃了煮饼,肚子闷痛,能喝到水还可活命!”这时梁冀在旁边冷眼注视,阴狠地说:“恐怕会吐,不能给喝水。”梁冀这么一说,左右还有谁敢听小皇帝的话去拿水,李固自然也是一筹莫展,只得眼瞪瞪地看着质帝中毒身亡。事情的真相,李固是很情楚的,但是不能点明,只得扑在小皇帝遗体上,悲痛地号哭,说什么要将此事查明。梁冀怕阴谋泄露,李固这么一说,当然使梁冀更忌恨于他。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东汉王朝连死了顺、冲、质三个皇帝。顺帝梁皇后无子,梁氏选了易于掌握的二岁娃娃为冲帝,那时李固不在朝,抗争不得。冲帝死,梁氏又要立八岁的质帝,李固作为太尉抗争了一下,未能达到目的。这次质帝死,李固吸收以往的教训,决定力争一番。他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联名写信给梁冀,大意说,天下不幸,屡遭大忧,一年之间,连失三帝,如今又当立继位人,这是万事中最大的事,国家兴衰,全在此一举,太后为此操心,梁将军因此劳虑。但是,要选择“圣明”之主,必须广泛征求群臣意见。这么一封信,逼得梁冀不得不召集三公列侯等大臣来商议。最初,李固、胡广、赵戒以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蒜贤明有德,声望较大,又是皇室中地位最尊贵、血统最亲近的后裔,应该立他。但是李固等人所赞成的,恰是梁冀与太后所不中意的。梁冀和太后心目中的帝位继承人是即将成为他们妹夫的蠡吾侯刘志,可是在群臣一致赞成立刘蒜为帝的情况下,梁冀虽然内心愤愤不乐,但一时还难于排斥众议。正当梁冀苦于谋划之时,老谋深算的不倒翁中常侍曹腾深夜来访,他向梁冀进言说:“梁将军累世有皇室联姻,长期以来,掌握朝政,手下又有那么多宾客,难免不发生差错的。清河王刚正清明,倘若他做了皇帝,那将军就要大祸临头了。不如立刘志,富贵才可长保下去!”立刘志,实际上是立梁家王朝;立刘蒜,梁氏家族命运不可捉摸。梁家最渴望得到的与最害怕发生的都被曹腾说透了。所以,曹腾这一番话,促使他下决心立刘志为帝。第二天,重新朝议,梁冀摆出一付气势汹汹的架势,说起话来,言辞激烈,断然要立刘志。他有意以权势压人,明眼人一看就知,谁要不同意梁冀的意见,他梁冀就要杀人了!自胡广、赵戒以下的朝臣莫不被梁冀所吓倒,都低下头来唯唯诺诺地说:“唯将军命令是从!”独有李固、杜乔坚持原议,据理力争,梁冀愈听愈恼怒,粗暴地喊叫:“散会!’’李固仍认为众心不可违,又进一步写信力劝梁冀,梁冀为了排除李固的阻挠,与他妹妹梁皇太后商议,并以皇太后的名义,先免去李固的太尉职务,剥夺了李固的朝议权,然后再立刘志为帝,称为桓帝。在立嗣选帝这个关系梁氏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梁冀、梁太后遭到了以李固、杜乔为代表的朝官士子的反对和抵制,虽然梁冀屡屡以权取胜,但是梁冀他们对李固、杜乔等人总是放心不下。早在冲帝即位时,梁冀就纵容那些被李固裁了官的人作“飞章”’诬告李固作为太尉竟结党营私,离间皇室与外戚的关系。顺帝去世时,人人悲痛,唯独李固若无其事,不仅失大臣之礼,而且将功劳归于自己,过错归咎于君主。再则,他在治理东南两州数郡时,毫无政绩。这次诬告,是梁氏给李固以一个警告,意思是说:你李固要知趣,不然的话,我梁冀可以随时随意地罗织罪状,置你于死地。谁知李固是块硬骨头,不买这个账,与梁冀愈斗愈烈,尤其在立桓帝的问题上,不给梁冀一点情面,梁冀也就起了杀李固等人的歹毒之心。

  建和元年(147年),桓帝初立,甘陵人刘文不服,与南郡刘鲔联合“谋立”清河王刘蒜。李固、杜乔原来固然赞成立刘蒜,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个政治活动,工于心计的梁冀却巧妙地将这件事与李固、杜乔挂起勾来。这当然是极狠毒的一着,在立帝问题上,桓帝对李、杜早就埋下私怨,如今又是刘文、刘鲔的同谋者,岂能为皇帝所容忍!于是李、杜两人被捕下狱。但是,梁冀对李、杜的诬陷激起了社会的不平,李固的学生渤海王调,戴着木枷上书,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也到宫门外请愿。梁太后怕事情闹大了,被迫放李固出狱。京师人得知,欢喜若狂,街头巷尾欢呼万岁。梁冀愈迫害李固,李固的威望就愈高,李固的威望愈高,梁冀就愈害怕李固。当梁冀得知洛阳人民欢呼李固出狱,大为惊恐,从而也就最后下了杀李固、杜乔的决心。处死李固的罪名是什么呢?还不是旧事重提,继续诬告他与刘文谋立刘蒜。李固、杜乔被冤杀了。梁冀在狞笑。十五岁的刘志垂诞皇帝的贪欲得到了满足。那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还是一个皇帝。可是天下正直的人们则为之寒心,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刚正不阿者,冤死于道旁;心术不正者,反而升官封侯,荣华富贵享不尽。在跋扈将军梁冀骄横统治下,社会的不平,被这十二字鲜明地勾勒了出来,这是沉痛的呼声,也是愤怒的呼声。梁冀杀李固和杜乔是给朝廷的官人、天下的学士一个警告。也确实有不少的人害怕了,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临危而退,或者落井下石……无所不有。本来与李固一同上书建议立刘蒜为帝的司徒胡广和司空赵戒,当李固与梁冀抗争到底时,他们临危退缩了,结果李固暴尸于道,他们俩被分封为安乐乡侯和厨亭侯。李固临刑时,给胡广和赵戒写信说;你们享受着汉王朝的高官厚禄,却眼看着王朝的覆灭而不顾,难道你们不怕历史对你们的惩罚吗?!这种人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人们的卑视,所以,当时京城洛阳流传有这样的谚语:“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还有名盛一时的经学家马融,他门生遍天下,不少名士贵人出自他的门下,他本人也很自负,自认为注疏经书,贾逵“精而不博”,郑众“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只有他马融。最初,他也恃才自傲,与梁冀等外戚顶撞,但是吃了几次小小的苦头,他就软下来了,上奏处死李固,就是梁冀要他写的。与此同时,他为梁冀写《西第颂》,因而马融在这一方面是为正直人所不齿的。

  梁冀要独揽东汉王朝的大权,在他做河南尹时就已为人所知。崔琦曾作《外戚箴》,规劝他,梁冀无动于衷。后来梁冀一意孤行,继父职作大将军,于是崔琦再做《白鹄赋》以讥讽之。梁冀见了,大为恼怒,厉声质问崔琦说:“朝廷内外,这么多官员,难道就是我最可恨吗?你为什么要用这样激烈的言词来刺我呢?”崔琦回答说:“历史上的管仲相齐,乐于听不同的意见,萧何帮助刘邦治天下,鼓励人们进言。而今将军一家世代居辅佐之位,荷伊尹、周公的重任,不行德政,不用贤良,堵塞言路,钳制士口,颠倒黑白,蒙蔽皇上,如同赵高指鹿为马。”。说得梁冀无言以对,遣送他回家。不久,梁冀升他做山东地方临济县令长,崔琦知道这次升迁对他不是好事,就弃官隐居起来。但梁冀不肯放过,派刺客暗地行刺。那刺客见崔琦在地里种田,休息时,还拿出书读,刺客感动地对他说:“大将军秘密派我来刺杀你;我看你是一个贤者,不忍心干,你快逃走吧!我也就此逃走了!”崔琦即刻亡走,但梁冀的党羽布置严密,崔琦还是被害身死。刘志自知他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是因为有梁冀的支持。为了酬谢梁冀“援立之功”,桓帝刘立是不惜代价的。对梁冀礼遇之优,超过了萧何;封地之广,超过了邓禹;赏赐之厚,超过了霍光。可以说梁冀所受到的皇帝恩遇,超过两汉以来一切元勋。尽管如此,梁冀仍是“不悦”,为什么呢?因为梁冀要的是权,更多更大的权,有了权,何愁礼不优,地不广,财不厚?梁冀非常醉心于权,朝廷的大权小权都抓到他手里。事无巨细,无不向他请示,由他决断。宫廷内外都布满了他的亲信,连皇帝起居的一点一滴小事,他都要过问。大小官吏的升迁,他更是重视,凡是升迁者都必先到他那里谢恩辞行,至于皇帝那儿去不去,那是其次。梁冀既然结党营私,“请托”之风自然公开肆行。有位叫吴树的,新任为宛县令,到梁冀那儿去辞行。宛县是南阳最繁庶的地方,有很多梁冀的宾客,梁冀要吴树对他的族党宾朋多给照顾。吴树回答说:“对那些干坏事的小人,应该杀绝。大将军居高位,又是皇后的亲兄,理应尊崇贤良的人,以补益朝廷。宛县是大县,士人很多,但未听说有一个贤能的人得到任用,而所用的多是循私的小人。因此,我不敢从命。”吴树说到做到,到任后即将梁冀宾客中罪恶累累者杀了几十个,梁冀恨透了他。后来,梁冀以升吴树为荆州刺史为借口,将他召至府中饯行,在酒中置毒,把吴树毒死在回家去的车上。东汉王朝外戚专横,不是梁冀一人,然梁冀专横却比任何外戚专横有过之而无不及。见者无不“侧目切齿”。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当然也有个别吃了豹子胆的人,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如袁著就是一个。他年十九,任郎中小官,他看到梁冀如此“凶纵”,甚是愤激,不禁给皇帝上书,指出朝廷已经“势分权臣”,建议大将军梁冀“功成身退”,回家养神。否则权重震主难以“全其身矣”,并且还提出“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梁冀知道此事后,马上派人逮捕袁著。袁著变换姓名逃走,又托病假死,用蒲草结成尸体,下棺落葬,但仍然掩遮不住梁党密探的耳目,当梁冀查明,即暗中派人将袁著抓住,活活地将他打死。梁冀这样做,仍感不能解恨,他还把与袁著有关系的一批人都杀了。如袁著的好友,当时的名士郝絮、胡武、刘常都遭连株。仅胡武一家被杀害的就有六十余人。最初,郝絮逃亡避祸,但实在逃不出梁冀在全国所布下的党徒之手,只得叫人抬着棺材,去见梁冀,服毒而死于大将军梁冀门前,以保一家性命。在阴狠毒辣的梁冀专权的日子里,吹牛拍马的佞人升官,直言极谏的勇者遭害。与以上两种人不同的,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既不吹拍,也不硬顶,“明哲保身”,以求避免杀身之祸。在当时看来,也可称为“智者”。如名士杨震子杨秉。桓帝时,曾任劝讲,太中大夫,左中郎将,升侍中尚书等官。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桓帝曾穿便服去走访梁冀儿子梁胤家。在封建时代,皇帝私访臣下之家,被认为是很不正常的事,杨秉为此上疏,但桓帝不理。杨秉就称病辞官,桓帝让他出宫廷任右扶风。太尉黄琼,力劝皇帝召杨秉回宫,这时梁冀已掌握大权,杨秉知道回宫不得,于是称病避祸。又如名儒马融的从妹夫赵歧在梁冀当权时,故意改名“避难”。他卑视马融无士人气节,马融曾到赵歧家,赵歧拒不见。他死时年三十七,墓碑刻字曰:“汉有逸人(即隐士),姓赵名嘉(原名嘉),有志无时(生不逢时),命也奈何(斗不过命)!”再如名士周举的儿子周勰,被梁冀召了三次,他都不去,梁冀不甘心,又举周勰为贤良方正,仍不去。又备厚礼用公车迎接他,还是托病坚持不去。后来,他干脆隐居起来,杜门谢客十余年,住处长满了荆棘。

四、

  小人得势,勇者遭害,智者隐退,那么,在朝廷里当权的,不能说好人完全没有,即使有那么几个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由此可以想见梁冀所把持的东汉王朝黑暗腐败到了何等地步。在梁冀当权时,东汉王朝名义上是刘家天下,实际上是梁家天下,真是梁冀一人当上大将军,梁家的阿猫阿狗统统升天。梁冀一门,前后封侯的有七人,当上皇后的有三人,六个贵人,二十大将军,夫人、女儿、封了食邑,册为君的有七人,娶公主为妻的有:人,其余的卿、将、尹、校达五十七人。梁冀的儿子梁胤,又名胡狗,年十六,无德无才无知无识,加上相貌丑陋得很,而梁冀暗示手下的人推荐梁胤为河南尹,穿上官袍官帽,歪七歪八,走在路上,见者只是暗自作笑。笑什么呢?还不是在说:好一个“胡狗”,还不是因为有了一个大将军父亲才当上了大官的吗?梁冀的妻子叫孙寿,是一个很妖艳的女人,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也可以称得上千古一怪。她的眉毛细而曲折,一双眼睛的下面又涂着红红的胭脂,好似才哭过的样子,那乌黑的发髻盘在一侧,走起路来一双脚似乎撑不住那不断扭摆的身子,笑起来两颊的面肌似乎在发痛地抽搐,而且露出一嘴黄牙。不消说,在那些腐朽的上层豪族妇女们的眼光里,这也是一种美,不过,只是一种病态的富有刺激的美。至少梁冀,就被她“媚惑”了。梁冀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还怕什么人?然而唯独怕她老婆孙寿。孙寿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能制服梁冀,使他又宠她,又怕她。梁冀培植梁氏势力,孙寿却也要扶植孙氏势力,孙氏中身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而且在贪暴奢淫方面比起梁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冀是没有皇冠的皇帝,富有天下,拥有封户三万,大造官郧。孙寿也要与丈夫比高低,大造宅第,封君、食租邑,岁入五千万。梁冀私生活荒淫放荡,孙寿也同样荒淫放荡,她曾与梁冀所爱的“监奴”秦宫私通,但是她又本着女性的妒忌,干涉梁冀的私生活。梁冀曾与美女友通期私通,孙寿得知,派人抓住友通期,扯头发、刮面孔、打板子,甚至要将事闹到朝廷上去。梁冀做了二十多年的大将军,穷奢极欲,为所欲为达到了极点;权重势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朝廷内外所有官吏无不畏惧,无不俯首听命,乃至连皇帝也不能过问任何政事。这二十多年是东汉外戚掌权的鼎盛时期,也是梁冀及其家族的“黄金时代”。然而,盛极转衰,在这个“鼎盛”的背后埋伏着梁氏覆灭的危机。梁冀作恶愈多,梁氏统治垮台的日子也就愈近了。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这时桓帝已二十八岁,再不是当年的十五岁娃娃了。桓帝利用这时机,将宦官唐衡单独拉到厕所里问道:“朝廷里有谁与梁家不对头?”唐衡回答说:“单超、左倌、徐璜、具瑗都忿疾梁氏专横。”于是,桓帝急呼单超、左倌入密室,对他们说:“将军梁冀家族把握朝政,宫廷内外都为他们所控制,大臣都由他们指使,我想除掉他们,你们看怎么样?”单超等回答说:“梁氏是国家的奸贼,早就应该除掉。臣下智低力弱,不知圣上意思如何?”桓帝说:“我早就想好了,你们好好地密谋一下。”单超等回答说:“灭梁氏并不难,就怕陛下犹豫不决。”桓帝说:“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恰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梁冀派人杀贵人邓猛的母亲宣的事件。邓猛的父亲是邓香,邓香死后,其妻宣又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妻孙寿的舅父。邓猛为桓帝所爱,升为贵人。梁冀为了巩固他的权势,就认邓猛为女,改姓梁。但是又怕邓猛的家族得势,而与梁氏分庭抗礼。所以先杀了邓猛的姐姐的女婿议郎邴尊,后又要杀邓猛的母亲宣。事发后,邓猛的母亲宣向桓帝告发,于是桓帝就派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带兵围攻梁冀宅,捕捉河南尹梁胤,梁家及其妻孙家,无论长幼皆弃市。梁冀家产全部没收,官家拍卖,合价三十余亿钱,供朝廷之用,可减天下税租之半。真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梁氏灭了,东汉王朝的外戚专权的时代也就基本结束了。但是东汉的皇权并未因此而强盛起来。因为皇帝身边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外戚,另一个就是宦官。桓帝依靠宦官除掉外戚,现在坐上了宦官的独轮车,他本人也就由外戚的傀儡变成了宦官的傀儡,时代又进入了一个宦官专权的鼎盛时期。桓帝为了酬谢单超等人除梁冀之功,即封他们四人为侯。四侯如梁冀一样骄横,当时流传这样的话:“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五、

  梁冀覆灭原因;

  第一,梁冀一味迷信强权压制的作用。凡是持不同意见者,梁冀都一个不饶恕,能杀者则杀之,那怕是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只要梁冀认为是触犯了他的尊严,都不会宽容。例如有一位西域商人,因为误杀了梁家一只兔,竟辗转牵连被杀死了十余人。十条人命只抵梁家一只兔子,难道不够残酷吗?

  第二,梁冀日益孤立不得人心。梁冀以为用强权压制,迫害忠良和无辜的人民,就能巩固其统治。其实恰恰是为梁氏的覆灭创造条件。梁冀孤立到何等地步呢?不仅满朝百官对他敢怒不敢言,而且连他的弟弟梁不疑都不能容。梁不疑颇识诗书,也爱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梁冀做大将军,他接替梁冀为河南尹,后来梁冀的儿子梁胤要做河南尹,梁不疑只得让位。梁不疑为了顾全他梁家的体面,就归家“闭门自守”。但梁冀还是不放心,派人暗中监视。有一次南郡太守马融和江夏太守田明路过梁不疑府,顺便探望梁不疑,马融因此受罚,田明因此丧命。

  第三,桓帝不甘心作傀儡。刘志在未取得帝位之前,只要坐上皇帝宝座,虽然做傀儡也在所不计,乃至因个人的私怨,伙同梁冀杀害忠良李固和杜乔。把朝廷里仅有的两位敢于与梁氏抗争的大臣杀了,桓帝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外宫由梁冀把持,事无大小,皇帝不得亲自过问。内宫先后由梁太后和梁皇后控制,特别是梁皇后恃势“忌恣”,动不动就“鸩毒”皇帝左右的人,连桓帝自己也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桓帝长期过这种日子,心里很苦,“恒怀不平”。当然,很想寻找时机改变自己朝不保夕的傀儡皇帝的处境。

  蔡东藩:“梁冀之恶,比窦宪为尤甚,而其受祸也亦最烈。窦宪伏法,未及全家,阎显受诛,尚存太后;若梁冀一门骈戮,即妻族亦无一孑遗,甚至三公连坐,朝右一空,设非平时稔恶,何由致此?天道喜谦而恶盈,福善而祸淫,观诸梁冀夫妇,而为恶者当知所猛省矣!”。

  诸葛亮在第二出师表中对后主刘禅提到了桓帝、灵帝。摘一段:“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待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本文转自“中国古旧书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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